【1】爱问：「『在亲民』，朱子谓当作新民。后章『作新民』之文，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『亲民』，亦有所据否？」先生曰：「『作新民』之『新』，是自新之民，与『在新民』之『新』不同。此岂足为据？『作』字却与『亲』字相对，然非『亲』字义。下面治国平天下处，皆于『新』字无发明，如云『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』『如保赤子』『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』。皆是『亲』字意。『亲民』犹孟子『亲亲仁民』之谓。亲之即仁之也。百姓不亲，舜使契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『克明峻德』，便是『明明德』，『以亲九族』，至『平章协和』，便是『亲民』，便是『明明德于天下』。又如孔子言『修己以安百姓』，『修己』便是『明明德』，『安百姓』便是『亲民』。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。说新民便觉偏了」。

【2】爱问：「『知止而后有定』，朱子以为『事事物物皆有定理』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」。先生曰：「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|‘明明德’到‘至精至一’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所谓『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』者，得之」。

【3】爱问：「至善只求诸心。恐于天下事理，有不能尽」。先生曰，「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」？爱曰：「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。恐亦不可不察」。先生叹曰：「此说之蔽久矣，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：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、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；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。不顶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」。爱曰：「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凊定省之类，有许多节目。不知亦须讲求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；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。许多条件便枝叶，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，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礼记言：『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欲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』。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」。

【4】郑朝朔问：「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」，先生曰，「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。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」。朝朔曰：「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凊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学、问、思、辨之功」。先生曰，「若只是温凊之节，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。用得甚学、问、思、辨？惟于温凊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；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此则非有学、问、思、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‘精一’之训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凊奉养得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？」爱于是日又有省。

【5】爱因未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之训，与宗贤、惟贤往复辩论，未能决，以问于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试举看」。爱曰：「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，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。便是‘知’与‘行’分明是两件」。先生曰：「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‘知’‘行’的本体了。未有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，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『如好好色』，『如恶恶臭』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。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。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贝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。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。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‘知’‘行’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‘知’，不然，只是不曾‘知’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。某要说做一个，是甚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。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」？爱曰：「古人说‘知’‘行’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个分晓。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」。先生曰：「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。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。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七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的，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。也只是个冥行妄作。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，悬空去思索。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。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。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。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。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。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‘知行合一’，正是对病的药。又不是某凿空杜撰。知行本体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。亦只是一个。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」。

【6】爱问：「昨闻先生‘止至善’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。但与宋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思之终不能合」。先生曰：「格物是‘止至善’之功。既知‘至善’，即知‘格物’矣」。爱曰：「昨以先生之教推之‘格物’之说，似亦见得大略。但朱子之训，其于《书》之『精一』，《论语》之『博约』，《孟子》之『尽心知性』，皆有所证据。以是未能释然」。先生曰：「子夏笃信圣人。曾子反求诸己。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狃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，亦尊信程子。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茍从？‘精一’‘博约’‘尽心’，本自与吾说吻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。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约之功。曰仁既明‘知行合一’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尽心、知性、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。存心、养性、事天，是学知利行事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，是困知勉行事。朱子错训‘格物’。只为倒看了此意，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，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。如何做得」？爱问：「尽心知性，何以为生知安行」？先生曰：「性是心之体。天是性之原。尽心即是尽性。『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，知天地之化育』。存心者，心有未尽也。知天，如知州、知县之知，是自己分上事。己与天为一。事天，如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。须是恭敬奉承，然后能无失。尚与天为二。此便是圣贤之别。至于夭寿不贰其心，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。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，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。只去修身以俟命；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，我亦不必以此动心。事天，虽与天为二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；俟命，便是未曾见面，在此等候相似；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，有个困勉的意在。今却倒做了，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」。爱曰：「昨闻先生之教。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。今闻此说，益无可疑。爱昨晓思，格物的『物』字，即是『事』字。皆从心上说」。先生曰：「然。身之主宰便是心。心之所发便是意。意之本体便是知。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事君，即事君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仁民爱物，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。意在于视听言动，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。《中庸》言『不诚无物』，《大学》『明明德』之功，只是个诚意。诚意之功，只是个格物。

【7】先生又曰：「『格物』如孟子『大人格君心』之『格』。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体之正。但意念所在，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。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。即是穷理。‘天理’即是‘明德’。」。

【8】又曰：「知是心之本体。心自然会知。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。此便是良知。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，更无私意障碍，即所谓『充其恻隐之心。而仁不可胜用矣』。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。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，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」。

【9】爱问：「先生以‘博文’为‘约礼’功夫。深思之未能得，略请开示。」先生曰：『礼』字即是『理』字。‘理’之发见，可见者谓之‘文’。‘文’之隐微不可贝者谓之‘理’：只是一物。‘约礼’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。要此心纯是天理，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。如发见于事亲时，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。如发见于事君时，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，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，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。至于作止语默，无处不然。随他发见处，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。这便是‘博学之于文’，便是‘约礼’的功夫。‘博文’即是惟精。‘约礼’即是惟一。

【10】爱问：「『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』。以先生‘精一’之训推之，此语似有弊。」先生曰：「然。心一也。未杂于人谓之‘道心’。杂以人伪谓之‘人心’。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，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：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谓‘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’，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。今曰『道心为生，而人心听命』，是二心也。天理、人欲不并立。安有天理为主，人欲又从而听命者」？

【11】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先生曰：「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。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」。爱问：“何以有拟经之矢。先生曰：「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，与拟经如何」？爱曰：「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。然期以明道。拟经纯若为名」。先生曰：「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劾法」？曰：「孔子删述六经，以明道也」。先生曰：「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」？爱曰：「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。恐于道无补」。先生曰：「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仆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‘六经’不必述。删述‘六经’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。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。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。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。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。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，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。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‘笔’者，笔其旧；所谓‘削’者，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‘六经’，惧繁文之乱天下。惟简之而不得。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。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。又不合焚‘六经’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。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。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。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。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。入出己见。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。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。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。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仆还淳之行：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」。爱曰：「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」。先生曰:「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。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」？爱曰：「伊川亦云:『传是案，经是断』。如书弒某君，伐某国。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」。先生曰:「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。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弒君，即弒君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‘六经’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。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；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。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『予欲无言』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『仲尼之门无道桓、文之事者。是以后世无传焉』。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。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」？因叹曰：「此非达天德。者未易与言此也！」又曰：「孔子云，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』。孟子云，『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』。孔子删《书》，于唐、虞、夏、四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。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」。爱曰：「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、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。则诚然矣。至如尧、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」？先生曰：「義、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仆素，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。非后世可及」。爱曰：「如‘三坟’之类，亦有传者。孔子何以删之」？先生曰：「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，已不可挽。况唐、虞乎?又况義、黄之世乎?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、舜则祖述之。于文、武则宪章之。文、武之法，即是尧、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，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。即夏、商事业，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。故周公思兼三王。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。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行？斯固圣人之所可峈也」。又曰：「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、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伯术」。

【12】又曰：「唐虞以上之治，后世不可复也。略之可也；三代以下之治，后世不可法也，削之可也，惟三代之治可行。然而世之论三代者，不明其本，而徒事其末。则亦不可复矣」。

【13】爱曰：「先儒论六经，以《春秋》为史。史专记事，恐与‘五经’事体终或稍异」。先生曰：「以事言谓之史。以道言谓之经。事即道，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经。‘五经’亦史。《易》是包牺氏之史。《书》是尧、舜以下史。《礼》《乐》是三代史。其事同。其道同。安有所谓异」？

【14】又曰：「‘五经’亦只是史。史以明善恶，示训戒。善可为训者，时存其逃以示法。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」。爱曰：「存其迹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然。削其事以杜奸，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圣人作经，固无非是此意。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」。爱又问：「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。何独于《诗》而不删《郑》《卫》？先儒谓『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』。然否」？先生曰：「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：『放郑声，郑声淫』。又曰，『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』。『郑、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』。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谓雅乐。皆可奏之郊庙，奏之乡党。皆所以宣畅和平，涵泳德性。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萹之数。盖淫泆之词，世俗多所喜传。如今闾巷皆然。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是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」。

（徐爱跋）

爱因旧说汩没，始闻先生之教，实是骇愕不定，无人头处。其后闻之既久，渐知反身实践。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。舍是皆傍蹊小径，断港绝河矣。如说“格物”是“诚意”的工夫。“明善”是“诚身”的工夫。“穷理”是尽性的工夫。“道问学”是“尊德性”的工夫。“博文”是“约礼”的工夫。“惟精”是“惟一”的工夫。诸如此类，始皆落落难合。其后思之既久，不觉手舞足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