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绰字令绰，武功人，是魏国侍中苏则的九世孙。

　　历代都担任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。

　　父亲苏协，曾任武功郡守。

　　苏绰少年时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特别擅长算术。

　　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，太祖在东都门外为他饯行。

　　临分手时，太祖问道：“你家子弟之中，谁可以任用？”苏让乘机推荐苏绰。

　　太祖就征召苏绰担任行台郎中。

　　在职一年多时间，太祖并没有深入了解他。

　　可是各官署中有难决之事，都要向苏绰请教才能决定。

　　官府之间的文书，也由苏绰定下格式。

　　行台中的官员都称赞苏绰的才能。

　　后来，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事情，周惠达无法回答，请求暂时出外议论一下。

　　周惠达召来苏绰，把事情告诉他，苏绰立刻为他衡量裁定。

　　周惠达入内禀报，太祖很称赞，问道：“谁为你出的主意？”周惠达说是苏绰，并赞扬他有大臣之才。

　　太祖说：“我也听说很久了。”随即任命苏绰为著作佐郎。

　　恰好太祖与公卿们前往昆明池观看捕鱼，走到城西汉代仓库遗址，太祖回头问左右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　　有人说：“苏绰博识多知，请问问他。”太祖就召见苏绰。

　　苏绰详细地作了回答。

　　太祖十分高兴，又进一步询问天地造化之由来，历代兴亡的遗迹。

　　苏绰能言善辩，对答如流。

　　太祖更加高兴，就与苏绰并马缓行到昆明池，竟然连捕鱼也没有看就回来了。

　　又把苏绰留下来直到深夜，问他治国之道，太祖躺着听他讲。

　　苏绰陈述指明帝王之道，并进述申不害、韩非的精要。

　　太祖于是起身，整衣端坐，不知不觉移坐而前。

　　一直说到天明还不厌倦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太祖对周惠达说：“苏绰真是个才能出众的人，我要委任他政事。”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，参预决定机密大事。

　　从此宠爱礼遇越来越优厚。

　　苏绰创制文案程式，用红黑两色分别书写出入公文，又制定计账、户籍之法。

　　大统三年(537)，齐神武兵分三路，侵入国境，诸将都打算分兵抵抗，只有苏绰的意见与太祖一致。

　　于是合力抵御窦泰，在潼关将其活捉。

　　四年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衔，封爵美阳县公，食邑三百户。

　　又加通直散骑常侍衔，晋封伯爵，食邑增加二百户。

　　十年，任大行台度支尚书，领著作，兼任司农卿。

　　太祖准备改革政治，推行强国富民之道，所以苏绰得以尽量施展他的智慧才干，辅佐太祖完成改革。

　　裁减官员，设置二长，并开办屯田以资助军队和国家。

　　又起草了六份诏书，上奏准予施行。

　　其一是端正思想，诏书说：如今的方伯守令，无不受命于朝廷而出守地方，论其地位，同古代的诸侯一样。

　　所以前世帝王，每次谈到与自己共同治理天下的，只有贤能的地方官吏。

　　他们明明知道中央官员各有职守，但治理百姓的根本之责，反不如地方官吏重要。

　　治理百姓的所有措施，应当以端正思想为先。

　　思想是一身的主宰，也是所有行动的根本。

　　思想不清净，就会产生妄想。

　　有了妄想，就会不明事理。

　　不明事理，就会颠倒是非。

　　是非一旦颠倒，就无法约束自己，又怎么能去治理百姓！所以治理百姓的要务，在于自己思想清爽恬淡。

　　所谓“清心”，不是指不贪财货，而是指心气清和，志向心意端庄宁静。

　　心和志静，则邪妄之念没有条件产生。

　　无妄邪之念，则凡有思虑，无不是极公正的道理。

　　用最公正的道理来治理百姓，则百姓没有不服从教化的。

　　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根本，首先在于端正思想。

　　其次，在于端正自己。

　　皇帝的言行，是百姓的表率，一国的典范。

　　标竿不正，无法正确测量日影以计时；箭靶不明，不应责备射不中的人。

　　如今君王不能端正自身，反而希望去治理好百姓，好比标竿弯曲而去求得笔直的日影；君王的言行不能自我修养，反而要求百姓修养，好比没有靶子而责备射箭的人。

　　所以君王必须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。

　　履行仁义，履行孝悌，履行忠信，履行礼让，履行清廉公平，履行勤俭节约，然后孜孜不倦，再加上正确的观察。

　　实行以上八条，凭此来训化百姓。

　　所以人们就会对君王又害怕又爱戴，把君王当做学习的典范，可以不用等待家庭的教育而蔚然自成风气了。

　　其二，敦厚政教风化。

　　天地的本性，惟有人最可宝贵。

　　人具有中正平和之心，仁义宽恕之行，异于木石，别于禽兽，所以最可贵。

　　可是本性无法一直保持，而是随着教化变迁。

　　以敦厚朴实教化，则性亦质朴率直；以浮薄狡诈教化，则性亦浮薄。

　　浮薄是衰亡败坏的风气，质朴率直是淳厚平和的风俗。

　　衰亡败坏则祸患动乱层出不穷，淳厚平和则天下自安。

　　国家或治平，或丧乱，或勃兴，或败亡，无不由教化所起。

　　然而世道衰颓，已有数百年之久。

　　天下大乱也已将近二十年。

　　百姓不见德行，只见战乱；掌权者不施教化，只用刑罚。

　　如今国家刚刚开始复兴，天下未定，既有战争，又有饥荒，所有体制都是匆匆创立，大多是权宜之计。

　　以致使礼让之风不兴，风俗未能改变。

　　近年收成稍丰，徭赋尚轻，百姓略得温饱，则教化可以实行了。

　　凡各级地方官员，应当端正思想，对上承奉朝廷旨意，对下宣谕教化。

　　实行教化，贵在能培养淳朴之风，浸润以冲和之元气，广布道德，显示朴素。

　　使百姓勤勉不倦，心中向善，不知不觉中消去邪伪之心，嗜欲之性，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这才是“化”。

　　然后教育百姓孝悌，使他们有慈爱之心；教育百姓仁义和顺，使他们和睦相处；教育百姓礼义，使他们互敬互让。

　　有慈爱之心，就不会遗弃亲人，就不会因物质利益而互相竞争。

　　三者俱备，就可以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了。

　　先王移风易俗，倡导淳厚朴素，轻易而治理天下达于太平盛世，其原因全在于此。

　　这是最重要的道理。

　　其三，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。

　　人存在天地之间，衣食是性命的根本。

　　食物不足就会饥饿，衣服不足就会寒冷。

　　饥寒关系到自身，在这种情况下想使百姓广行礼义谦让，犹如在长坡上自下而上滚动弹丸，势必无法实现。

　　所以古代的圣贤君王都了解这种情况，一定先要使百姓衣食丰足，然后才实行教化。

　　衣食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。

　　而充分发挥土地生产能力的原因，又在于勉励农耕有正确的方法。

　　主管此事的是各级地方官员。

　　百姓愚昧，智力不足，必须加以勉励考核，才能出尽全力。

　　各州、郡、县，每当年初，必须命令百姓，无论年纪大小，只要能操持农具的，都要下田，按时翻耕土地，不得延误。

　　耕种结束后，要及时管理禾苗，麦收、养蚕之时，男女老幼都应全力以赴，如同救人、救水、抵御盗贼一样，然后才可以使农夫不荒废田地，养蚕的妇女取得成效。

　　如果有游手好闲、懈怠懒惰的人，早收工，晚出工，贪图安逸，厌恶劳动，不勤于农耕，里正、户长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上报郡县，郡守、县令可就事加以惩罚，以劝戒众多百姓。

　　这是贤明的守令所实行的教化。

　　即使是百亩之田，也必须春天翻耕，夏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然后才有过冬的食物。

　　这三个时节是务农的关键之处。

　　倘若失去其中一个时节，就不可能吃到谷物。

　　所以先王告诫说：“一个农夫不耕田，天下必有因此而挨饿的；一个妇女不织布，天下必有因此而挨冻的。”如果在这三个时节不明事理，而使百姓荒废农耕，这就是断了百姓的性命，把他们赶向死地。

　　孤独贫弱之户，无牛之家，勉励他们互通有无，互相帮助。

　　在三个农时的间歇时间和下雨的空闲时间，还应当教育百姓种植桑树、果树，栽培蔬菜，修整园圃，饲养鸡猪，以备生活之需，养老之用。

　　治理政事不宜过于繁琐，过于繁琐就会烦难百姓；勉励农耕也不应过于简略，过于简略就会使百姓懈怠。

　　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必定会掌握时节更替，政令繁简适中。

　　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“非刚非柔，施政宽和，福禄齐至。”如果做不到这些，那就只有滥用刑罚了。

　　其四，提拔贤良之才。

　　天生众民，无力自治，所以一定要奉立君王来治理他们。

　　君王无法独自治理天下，所以必须设置君臣来辅佐君王。

　　上至帝王，下及郡县和诸王封国，得到贤臣则可太平，失去贤臣则必动乱，这是根本的道理，历代帝王无法更易。

　　如今刺史守令都有下僚吏员，这些都是辅佐治事的人。

　　刺史府衙的官员由朝廷任命，州吏以下的属员则由牧守自选。

　　从古以来，州郡的大吏是只取门第，大多不选贤明能干之人；小吏则是只试写作能力，不问他们的志向行为。

　　门第本是先辈的封爵官位，并不能避免子孙的愚昧；写作是身外的微末之技，也并不排斥本人性格行为的轻薄虚伪。

　　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贤明能干之人，好比是骑骏马而日行千里；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愚昧之人，则如同土牛木马，外形相似而实无所用，无法使之行路。

　　倘若从写作之中选得志向操守俱佳之人，犹如精雕金玉，内外皆美，实为人中之宝；假如从写作之中选得轻薄虚伪之人，好比是装饰着彩画的一段朽木，只能一时好看，而无使用价值。

　　如今的选举，应当不限于门第，只着眼于真正选拔出人才。

　　假若得到这样的人才，自可出身卑贱而为卿相，如同伊尹、傅说那样，更何况州郡的职位呢？假若不是这样的人才，像丹朱、商均虽是帝王后裔，连百里封地都无法保住，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？观察人的道理由此可知。

　　寻求有才能技艺的人，目的是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。

　　若是有才能技艺而且立身正直的，必定施展他们的才能使政治清明安定；假若有才能技艺而又为人奸诈虚伪的，将利用他们的官职而制造动乱，又怎么求得清明安定呢？所以欲求才能技艺，必然先选择志向操守。

　　凡志向操守俱佳者，就举荐他；凡志向操守不好者，就摒弃他。

　　但是，如今选拔人才的官员大多说“国家没有贤才，不知道该举荐什么人”。

　　这话没有经过思考，不合道理。

　　为什么呢？古人有言：圣明君主兴起，不待上天降辅佐之臣；圣人受命，不待大地荐有才之士。

　　总是任用当世之人，治理当世政务。

　　所以殷朝、周朝不会空等稷、契这样的大臣，魏朝、晋朝也不会假手萧何、曹参的辅佐。

　　孔子说：“十家之村，必有像我一样讲究忠信的人。”难道万家聚居的都市，竟然说没有人才？不过是寻求不勤，选择不精，或者是不得其用，即使有了委任也无法尽展才能，所以说没有人才罢了。

　　古人说：“从一千人中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称为英才，从一万人中选拔出来的英才称为俊才。”以聪明才智授予官职的人，以高尚行为闻名全国的人，难道不是近于英俊之士吗？只要能勤勉详察，舍弃虚假，取其本质，各自都能得到州郡之中最优秀的人才，并使用他们，这样，百姓无论人数多少，都足可以治理了。

　　谁说没有贤才？美玉未经雕琢时，同砖瓦石头相似；名马没有奔驰时，与劣马相混杂。

　　一旦美玉经过雕琢显出光泽，名马稍试足力，就可看出它们与石头、劣马的不同了。

　　那些贤能之士没有被任用的时候，也是混同于一般的人，与美玉、名马没有什么区别。

　　必须把政事委任给他们，把任务交付给他们，才能使他们与平庸之辈显出差别。

　　从前吕望屠牲钓鱼，百里奚喂牛，宁生敲打牛角，管夷吾三次失败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些庸俗之人怎会说他们贤能？等到他们辅佐明主，完成霸业，积数十年之力大功告成，人们才认出他们是才能卓异之士，于是后世称赞不绝。

　　像他们那样的奇伟之才，绝代英杰，尚且不能在机会未到之时有别于一般的人，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？如果一定要坐等吕望出现然后再用，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吕望这种人才；如果一定要坐等管夷吾出现才加以委任，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管夷吾这种人才。
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才能的人必然是从微贱而到著名，其功劳必定是由小功积累而成大功，哪里有尚未任用而已成大业，不加使用而先已成名的道理？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则贤能可以求得，有才能之士也可以选到。

　　得到贤能而加以委任，得到有才能之士而加以使用，那么天下的清平安宁是不愁实现了。

　　然而善于做官的人必须先使政务简要。

　　政务简要，则有道德的人容易充任，有道德的人易于当官，则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；政务繁琐，则属员中一定会混入坏入，混入坏人后，则政事必出弊病。

　　所以有这样的话：“政务简要则事少，事少则百姓清静；政务繁琐则事多，事多则百姓混乱。”清静和混乱的原因，在于政务之简要或繁琐。

　　查现在的吏员，人数不少。

　　从前民多事多，尚且能够治理，而如今人口减少，依照原来的数目设置吏员，还认为人手不够。

　　听说下面的州郡还有兼职和代职，扰乱百姓，十分无理。

　　像这一类人，应当全部免职，不能让他们习以为常。

　　不在州郡当职的官，也必须选择有道德的人，以至里正、户长之职，都应当谨慎选择，使他们胜任其职，便于互相监督统领。

　　里正、户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。

　　根基不歪斜，上面必然安稳。

　　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。

　　可是为了谨慎周密起见，必须予以委任来试验他的才能，加以考核和观察。

　　从他在家的言行，以至邻里族人，都要访查清楚，观察他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这样就会明白知人之道，区别贤能与奸邪。

　　按照这个方法来寻求人才，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和后悔了。

　　其五，慎用刑法。

　　人受阴阳之气而生，有感情，有个性。

　　性情或者为善，性情或者为恶。

　　善恶一旦分明，随之就是赏罚。

　　赏罚适度，则可制止恶行而勉励善行；赏罚失度，则百姓不知所措。

　　百姓不知所措，就会生出怨恨反叛之心。

　　因此先王重视赏罚，特别警惕谨慎。

　　所谓警惕谨慎，就是要使治狱之官全心全意，推究案件的原委。

　　首先要察言观色，倾听诉讼，再用事实加以验证，妙解疑难，尽破奸伪，使邪恶无处可藏，就一定能够找到罪犯。

　　然后根据犯罪事实量刑，轻重适当，赦免那些犯有过错的人，怜惜那些愚从的人，侦得实情不要喜形于色。

　　又要推究情理，考虑礼制和法律，无不合于人心的深隐之处，昌明圣教，使罪犯服罪。

　　这是最好的情况。

　　可是地方官员人数众多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通达的见识，推究事理情由，也或许难以一一问个水落石出。

　　只是应当怀大公无私之心，去偏袒枉法之想，务必求得是非曲直，尽量做到公平恰当。

　　听讼察狱之理，在于尽量查证，然后依法拷问审讯，不苛刻，不暴躁，有疑点则从轻发落，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，根据案情判决，案件就不会积压。

　　这是次一等的情况。

　　如果不存宽厚仁慈之念而肆意残暴，把百姓看得如同木石一样，任意拷打。

　　狡猾者即使罪情暴露也有可能免受惩罚，辞辩不强者即便无罪倒反而被罚。

　　像这样的情况属于下等，不敢把共同治理的职位托付给他们。

　　如今的地方官员，应当努力达到中等水平，向最高水平看齐。

　　如果属于下等，则应依法惩治，不得赦免。

　　所考虑的事情应当更远更大，心中不忘道德教化。

　　先王的命令说：“与其杀死无罪之人，不如赦免有罪之人；与其妨害善行，不如使它更为放纵。”明知必然无法治罪，就宁可多放掉一些有罪之人，而决不妄害一个好人。

　　如今的官员却不是这样。

　　援引法律条文，苛细周纳，巧言审讯，宁可罗致好人的罪名，也不肯依据刑法而免罪。

　　他们这样做的原因，并不是他们都喜欢杀人，只是说为吏宁可严酷，可以免留后患。

　　这就是只图自己方便，不考虑什么是公正，如此执行法律的，都是奸诈小人。

　　人是天地间的宝贵物品，一旦死去则不可复生。

　　然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有人由于难以忍受痛苦而被迫认罪，无法申冤，从而受到刑罚乃至处死，将来恐怕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。

　　所以自古以来，就规定了审案的五种方法和对犯罪者可以从宽处理的三种情况，制定出对各种狱讼谨慎从事的法典，这都是十分关怀百姓的措施。

　　凡是伐木割草，打猎不顺手，尚且违背时令，而有亏于帝王之道，更何况刑罚不当，滥害好人，难道不伤害上天之心、有违于谐和之气吗？天心受害，和气被损，而想使阴阳调谐，时令顺遂，万物繁茂，百姓快乐，那是不可能达到的。

　　所以人们说：“一个人叹息不满，先王所行的正道就有可能倾覆。”说的正是这种情况。

　　所有的地方官员，可以不谨慎从事吗？假若有大奸大恶之人，伤风败俗，违逆人伦，不忠不孝，故意违背正道，则杀一人而警戒百人，以澄清君王的德化，这时可用刑。

　　了解了这两种方法，则刑罚与政令就可以尽知了。

　　其六，平均赋税徭役。

　　帝王最宝贵的是帝位。

　　用仁义来巩固帝位，用钱财来聚集人才。

　　要明白先王必定用钱财招揽人才，用仁义守住帝位。

　　国家不富足，帝位不能巩固。

　　所以从三皇五帝以来都规定有征税的法律。

　　虽然轻重各有差别，但用途则一样。

　　如果反贼未平，军费浩繁，即使还来不及减少，以体念百姓的疾苦，但是可以平均赋税，使百姓不再匮乏。

　　所谓“平均”，就是不放过豪强而只征贫弱，不纵容奸猾、困窘愚拙，这就是平均。

　　所以圣人有言：“平均则无贫困。”可是，财货的产生很不容易。

　　纺纱织布，都要一点一点做起，旬日之间难以见功。

　　必须勉励考查，参与经营管理。

　　产绢之乡先要纺丝，产麻之地应及早织麻。

　　在征收之前就有准备，到征收之时即可交纳，所以帝王的赋税能保证供给，百姓也不感到困窘。

　　如果不事先勉励告诫，到了征收之时急迫无措，又担心拖延时日会遭到拷打，只好临时操办。

　　大商人们因此而牟取暴利，百姓有钱者只得高价买进，百姓无钱者被迫向他们大举借债并偿还利息。

　　于是交税的百姓就困苦了。

　　交纳田赋税款时，虽然定有规格，但考虑贫富差别、等级次序，都由里正、户长规定，并与郡守、县令有关。

　　如果考虑得当，那就政治清和而百姓喜悦；如果检验管理没有法度，那就会导致吏员作奸而百姓怨恨。

　　在征发劳役时，大多又不注意。

　　以致使那些贫弱之人派往远方防守，而且干很重的活儿，而把那些年轻力壮之人派往近处防守，干较轻的活儿。

　　郡守、县令如此用心，不存体贴百姓之意，都是帝王政令的罪人。

　　太祖十分重视这些意见，常常把它们放在座位右边。

　　又下令所有官员认真学习。

　　凡是牧、守、令、长，如果不通晓以上六条及计算账目的，一律不得当官。

　　从晋末以来，文章竞相浮靡华艳，蔚然成风。

　　太祖想改革这一弊病，就趁着魏帝祭祀太庙、群臣都在的机会，命令苏绰写了一篇诰文，上奏实行。

　　这篇诰文文词古朴、风格典雅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文章都遵依这种风格。

　　苏绰勤俭朴素，不经营产业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。

　　由于天下尚未平定，常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份内的职责。

　　广泛访求贤能英杰之士，共同弘扬治国之道，凡是他所推荐提拔的，后来都当了大官。

　　太祖也对他推心置腹，委以重任，彼此之间没有猜忌。

　　有时太祖外出巡游，便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，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，苏绰可根据情况决断，太祖回来时，也只是打开看一下。

　　苏绰曾说过，治国之道，应当像慈父那样爱惜百姓，像严师那样教育百姓。

　　每次与公卿讨论政事，总是从白天直到深夜，无论大事小事，他都十分清楚。

　　苏绰思劳过度，气行阻滞。

　　大统十二年(546)，在职位上去世，当年四十九岁。

　　太祖极为惋惜，哀哭之声感动了左右随从。

　　等到将要下葬的时候，太祖对公卿们说：“苏尚书平生谦和礼让，提倡俭省节约。

　　我想满足他素来的意愿，又担心那些庸俗之人散布流言蜚语；如果对他厚加赠封，又违背了当初倾心相交的道理。

　　实在是进退两难，不易决断。”尚书令史麻瑶上前说道：“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明大夫，一件狐皮袍子穿了三十年。

　　他死的时候，只留下一辆车子。

　　齐侯没有改变他的意愿。

　　苏绰既然操行清白，谦退自守，臣下以为葬礼宜于从俭，以表彰他的美德。”太祖称赞麻瑶讲得有理，推荐他入朝。

　　苏绰归葬武功时，只用一辆白色布质的车子载他。

　　太祖与公卿们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门外。

　　太祖亲自在灵车后以酒浇地，说道：“苏尚书平生做事，他的妻子、孩子、兄弟们有不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

　　只有你懂得我的心，我了解你的心。

　　正准备共同平定天下，不幸竟舍我而去，有什么办法！”说到这里，太祖放声痛哭，酒杯也从手里掉下去。

　　到安葬那天，太祖又派使者以牛、羊、猪三牲祭奠，太祖亲自写了悼文。

　　苏绰还著有《佛性论》、《七经论》，都在世上流传。

　　明帝二年(558)，以苏绰配祭太祖庙庭。

　　儿子苏威承袭封爵。

　　隋朝开皇初年，由于苏绰在前朝著名，下诏道：“从前汉高祖钦佩无忌的义气，魏武帝援引子干的遗风，前代有名望的贤人，皆被其后的帝王所推重。

　　魏国已故度支尚书、美阳伯苏绰，其施政办事，艺文礼乐皆备，遗风可赞可颂。

　　施展才力，辅佐前王，名垂青史。

　　应当赐予封地，以表彰贤能之人。”于是追封苏绰为邳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